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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九点对策建议*2018年2期*

时间:2018年07月04日 信息来源:中南海杂志 www.znhzz.org 点击:

从232贸易摩擦、中兴禁售,到301贸易战升级,美国出尔反尔,不断透支国际信用,正在与全世界进行一场豪赌,中美贸易关系亦急转直下。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已不单单是贸易领域的孤立事件,中美关系已趋向质变。面对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中国该如何应对?研判美国鹰派立场,探究特朗普的诉求和底牌,着眼长远,沉着应对,才能避免战略误判。

一、中美贸易战的缘起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把中国锁定为“头号挑战者”标志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向。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的坚定性和顽固性,中国应增强认识的敏感性。贸易战实为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赤裸裸的遏制,是高新技术之战、经济模式之战、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战。

1.美国政策调整的内外因。内因,社会保障下跌,财政赤字攀高。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资产价格大涨,收入差距空前拉大,制造业大幅回落,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贸易逆差再创新高,对中国逆差占比达46%。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司的报告,按照目前财政支出和税收差额的趋势,最迟到2029年,克林顿时期积累的社保基金盈余将全部耗尽,整个社会福利将断崖式下跌。没有哪个总统能扛得住可以买枪上街的美国民众。与此同时,财政赤字长期维持3个点的高位,即使海外八千亿现金全部回流,赤字也不会低于5%。外因,焦虑中国追赶,忌惮中国崛起。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成绩超出了美国预期。中国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2017年GDP总量增至12.2万亿,是美国的67%,按照6%增速计算,预计2027年将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亚投行”、“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和宏伟蓝图。与60年西欧、80年代的日本类似,中国被锁定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打压遏制的头号目标。

2.“遏制中国政策”的形成。特朗普已把白宫班底换成清一色的鹰派,鹰派系天然的“仇华派”。美国商务部、财政部、白宫贸易代表对中美贸易模式“必须改变”的言论,哈佛、耶鲁等学者对美中贸易逆差“打开金融扭曲的潘多拉魔盒”的评论,特朗普核心经济顾问纳瓦罗的“中国三书”,核心智囊班农的《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确让美国走向了衰败》,无不直白表露“中国威胁”的论调。在鹰派长期游说下,美国朝野两党渐趋形成共识:过去主张的“交往战略”已经失败,中国发展方向日益偏离美国的“期望”,是时候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方式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2017年前后,政府、国会形成“遏制中国”的“华盛顿共识”,去年底《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今年初《国防战略报告》均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要集聚主要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尼克松智库主任Kazianis指出:特朗普已接受,中国是一个棘手的地缘政治、经济、外交竞争对手,竞争在不断加剧,且没有退路。由此,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已从“竞争合作”转向“打压遏制”,贸易战只是遏制政策的一个环节,我们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我们的策略是:美国害怕什么,我们就推动什么,全力而低调。故中国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切实全面深入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二、应对中美贸易战的九点对策建议

1.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揭露美国言行悖论。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中,英国代表团团长、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逆差国和顺差国在解决国际贸易失衡中应该承担同等或对等责任,不仅逆差国需要调整,顺差国也应承担调整责任。但此建议遭遇美国坚决反对,美国认为主要应由逆差国来承担责任,因为当时美国是第一大贸易顺差国。步入21世纪,美国逐渐成为长期的逆差国,此时美国完全抛弃原有理论,要求顺差国承担主要责任,中国成为不断被指责的对象。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早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提出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美元是国际货币,只要美元的霸权地位不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逆转。所以,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通货地位,通过出口美元“掠夺”全世界的商品和服务,是导致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要求中国单边为中美双边逆差承担责任,不但悖离其早期主张,亦违背金融学原理,缺乏理论基础。

2.以空间换时间,避免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共出现过15次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切换,其中11次是通过战争实现的。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至少在美国看来,正在全方位与美国争夺战略影响力和全球事务的主导权,且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因此,美国开始对中国全面“遏制”,试图把中国拖进“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应尽量避免“新冷战”,见招拆招,以空间换时间。遏制中国的“华盛顿共识”严重悖离了多元共治的国际实际,从没有一种单一经济模式,被所有国家、在所有发展阶段或所有情况下采用。基辛格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否者世界将再次分裂。

3.密切严防美俄联手,确保地缘政治平稳。19世纪初,英国拉拢西欧各国及俄国对付拿破仑,二战时英美拉拢苏联抗击德国和日本。重要历史节点俄罗斯从来都是“心甘情愿”地被拉拢。事实上,普京上任之初就试图加入北约而被拒。特朗普也一直致力于突破与俄罗斯的关系,在G7会议上公开提出恢复俄罗斯席位。民主党针对特朗普“通俄门”的调查,导致国会暂时冻结了特朗普的联俄政策。但伴随地缘政治演变需要,一旦国会政策解禁,美国联俄抗中的战略或有可能得逞,这将是我国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战时中美苏英联合抗击德日意,战后中苏联合抗美,冷战时中美联合抗苏,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变使得一切皆有可能。俄罗斯一直有文化上回归西方的夙愿,与西方结盟较之与中国结盟,有着更深远的历史传统和更深厚的文化、心理优势。对此,中国必须警惕。

4.加速推动自贸区网络,建构对美统一战线。极端的“美国优先”政策导致国际秩序面临战后最深刻的调整,国际经济“三驾马车”正在丧失活力。特朗普基本策略:激化与盟国间的经贸关系,然后各个击破,架空WTO,另起炉灶,搭建一个把中国完全排除在外的地缘经济新框架(可能重返TPP和TTIP),重拾美国经贸规则主导权。我国应抢抓美国重返的窗口期,尽快建构自贸区网络,推动RECP、中欧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空间换时间,尽快实现贸易大转移。美国掣肘WTO上诉机构、单边关税制裁等也引发多个盟国的抵制与反对,我国应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反对立场,建立反对美国的经贸“统一战线”。

5.大力研发网络和操作系统,确保国家网络安全。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第五空间,计算机代码控制了互联网的运行规则,并决定网络空间的规制主权(亦称领网)。6月11日,特朗普废除“网络中立法规”,此举不但为发动网络战扫清了法律障碍,还让美国可以任何借口,对世界上任何国家实施断网成为可能。由于全球网络的主根目录和辅根目录都掌控在美国及盟国手中。尤其对中国而言,通讯、金融、电力、交通、政务均已充分网络化,如果美国对中国“断网”,中国将承受比芯片更加惨重的损失。伊朗核系统遭到美国军方“震网”病毒攻击事件警醒我们,网络战争随时可能发生,而且更加惨烈。因此中国必须以政府之力推进中国参与主导的网络系统建设,必须研发和使用受中国控制的软件操作系统,提早做好应对美国发动网络战争的软硬件准备。

6.切实推动国内改革,攻坚克难啃硬骨。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民众对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充满了焦虑与不安。贸易战不断升级,中美关系趋向质变,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留给国内改革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缩小,攻克“硬骨头”已时不我待。一是深度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无论是TPP对中国的排斥(国企竞争中立条款),还是特朗普扣的“国家资本主义”帽子,均剑指我国国有企业。建议除了国民经济命脉型的国企外,其余全部推行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僵尸型国企”。二是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当前自贸区制度改革最大的阻碍是“国家授权不足,改革搞成了审批制”。尤其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授权(关税减免、负面清单)严重不足,自贸区创新只能集中在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方面(单一窗口、实体设立),导致预期目标难以实现。三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解决农业产销错配、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推动农产品价格机制和收储机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打造农业的生态化、标准化和品牌化,唤醒沉睡资源,激活生产要素,确保粮食供给安全。

7.全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坚持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美国贸易战没有针对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制造业,而是“中国制造2025”十大高科技新兴产业。其发起制裁的产品中有1/3中国尚在研发中,2/3出口不到500亿,并未对美国构成实质性市场损害,其目的就是要保护本国市场,遏制我国制造业升级,其本质是打着贸易保护旗号的赤裸裸的遏制。中兴事件深刻教训: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坚持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转型升级,掌控国际产业链的核心节点(高科技零配件)。经济全球化使我国技术产业已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但全球治理协商秩序严重滞后,导致全球化的脆弱性和偶发事件频发。我国有三大关键领域严重受制于西方:芯片、操作系统和网络根目录,这是西方遏制我们的咽喉。应大力支持和加强这三个行业的研发投入,为突发情况留下备份。

8.适时启动大规模减税计划,激励企业内生动力。大国竞争,决胜于创新能力,减税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内生动力。上世纪7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一个灾难期,堪比30年代经济大萧条,当时越战结束,通胀上升,债券暴跌,经济严重衰退。里根总统1981年上任,在无数反对声中撤销多项干预市场的管制措施,实施大规模减税,促使美国经济1984年增幅达到二战后的最高点(6.85%),坚实的经济后盾助力美国80年代末对苏联不战而胜,导致日本失去的20年,使美国引领世界至今。对外战争,强于内政,特朗普效法里根,于2017年力排众议实施减税计划,为贸易战奠定基础。美国晚近“减税+加息+缩表”的组合拳效果显著,提升了企业利润空间,制造业回迁,强势美元回归,创新引擎加速。我国应适时启动大规模减税计划,把企业所得税降至15%-20%,全面推动以家庭为单位的个税综合税率改革,以减负激励企业创新动力,提升企业获得感,刺激内需持续增长。

9.高度警惕金融恐慌,切实严防金融风险。晚近,债权违约、流动性不足、汇率股市双下行,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加之美国“组合拳”及贸易战升级导致中美关系的高度不确定性,极有可能出现大规模集体规避风险的金融恐慌。鉴于此,一是立即启动国务院金融与发展委员会中的应急处置机制;制定预案,及时、果断处理违约、破产事件;尽快隔绝我国货币供给与美元、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关系,为防范外部冲击做好准备。二是严防贸易战蔓延至金融领域,尽快阻却金融领域的无序开放。美元霸权之下,金融安全和金融主权是国家安身立命之本。1960~1990年日美发生过6次大型贸易战,但未能根本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美国继而把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1985年《广场协议》及1989年《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迫使日元短期快速升值,强制修改国内经济政策。日元升值导致顺差减少,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双下行,量化宽松直接导致股市、房市投机高涨,进而酿成1991年平成泡沫破裂危机,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日美贸易战最终以日本的金融战失败而告终。三是鉴戒美日贸易战教训,坚持金融领域开放“对等原则”。严格监管资本账户,坚守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底线是我国免疫历次经济危机、阻却多次羊毛剪的成功经验,应筑牢防火墙,严防美国金融的离岸渗透与收割。值得警惕的是,高房价成了居民“最大的内需”,导致消费低迷,且不断积累的风险最可能使其成为引爆泡沫的定时炸弹,当前的行政措施已无法根治,建议成立“房地产中央领导小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

作者简介:

投稿人:王军杰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申莉萍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副处长,法学博士

稿件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元化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研究》(16AGJ005)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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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军杰 四川大学副教授 博士 申莉萍 博士 编辑:admin)